作者：巴里·吉文 

“性交往开始／在1963年／（我的确是相当迟的）。”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写道。事实上，他迟了42年，性交往实际上始于1921年，确切地说是1921年10月30日。那一天，鲁道夫·瓦伦蒂诺主演的《酋长》在纽约的两家影院上映。其实早在几个月前，瓦伦蒂诺已凭借在《启示录四骑士》中展现的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性感的探弋舞步而成为一颗明星，但《酋长》却把他推到颠峰。人们蜂涌进电影院，票房记录创出新高。全美国的女影迷都为瓦伦蒂诺神魂颠倒，颤抖发狂。受到女士青睐的机灵小伙儿很快就被人称为“酋长”――他们和被称为“希巴”（有魅力的美人）的女孩一道寻求冒险的经历。多年以后，“酋长”牌避孕套开始销售，包装盒上印着瓦伦蒂诺的侧影。女人想要什么？很显然，在1921年，成千上万的女人所幻想的就是一个黝黑热情的异国男子，穿着平滑的长袍，带着迷人的眼神逼近她们，令她们心驰神迷。 

　　瓦伦蒂诺的舞台已经打造了10年了――这期间出现了翘边短发、热舞和爱抚派对、生育控制以及妇女选举权运动。不过你可能必须拿19世纪的名人如拜伦、李斯特和帕格尼尼才能与瓦伦蒂诺相比，即使是他们，相比之下也会显得暗然失色：只有现代传媒才能把女性歇斯底里发展成为大众现象。如果说鲁道夫·瓦伦蒂诺现象是前无古人的话，还有必要说明，他也是后无来者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面，法兰克·辛纳屈、猫王和披头士在他们各自带来的热潮中都吸引了大批类似当年迷恋瓦伦蒂诺那样的狂热追星族。不过他们还是不一样的。追随这些歌星的主要都是少女，她们还没有被成年人生活的关系与责任的蜘蛛网所羁绊。尽管她们的每个毛孔里都散发出性的热望，她们在性方面是纯洁的，还没受到堕落的诱惑。当披头士的成员只不过要同小爵士乐迷们握握手时，她们就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滚石乐队闯入了更加黑暗的领域，但他们提倡的仍然是无忧无虑的性乌托邦，单纯未经世事的痴迷；《午夜漫步》是受虐性变态的，但歌迷们却觉得它宛若仙音，美丽纯洁，她们是带着纯真笑脸施虐并受虐的。 

　　瓦伦蒂诺的影迷各个年龄层都有，不过总的来说，要年长一些，也更成熟。她们有家庭有子女，一般还都有工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性能力的公开展现对社会秩序的颠覆性要大得多，尽管那些陷入猫王和披头士狂潮中的十几岁少女的父母们不会同意这点。（有一位明星的歌迷可以说与瓦伦蒂诺的崇拜者比较相似，他就是汤姆·琼斯，但两者的相似只是表面的。琼斯的女歌迷们缺乏瓦伦蒂诺崇拜者的那种真实的自发性，那些在琼斯音乐会向舞台上扔内衣的家庭主妇们是在自觉地表演一种仪式） 

　　瓦伦蒂诺是不可重复的。他是20世纪美国社会历史的标志，美国妇女向现代妇女转变道路上的路标，女权主义者们应该为他建一座纪念碑。同时，艾米丽·W·雷德尔的这本书是她自己立起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一本流畅，笔法娴熟，并且可读性很强的传记，记述一个她所谓“协助了战后美国失贞”的人。《黑暗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的生与死》这本书不是一本缅怀好莱坞旧事的作品，它所面向的读者远远不止是电影圈里的人和电影史档案研究者。这本书是关于性，男女之间的复杂错综关系，关于男性形象的变化，关于超级巨星的公众形象和私生活差异，也是关于一个普遍被认为对妇女很有吸引力的男人会因此而发生什么遭遇的。作为一本梅蕙丝（美国电影女演员与性感偶像）专题研究著作的作者，雷德尔是非常适宜处理这些问题的。 

　　瓦伦蒂诺原名鲁道夫·皮尔特罗·菲利伯托·拉发伊勒·古叶尔米，1895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阿普利安省，其父亲是一名兽医。在他10岁那年，他父亲在从事疟疾传播的研究时不幸感染而死去。雷德尔在书中提出一些观点，她认为瓦伦蒂诺命里注定是个人物，她提出的证明是他甚至刚出生就具有“带催眠力的目光”和热烈的情感。这样说有些太过了：小瓦伦蒂诺总的来讲只是一个没人管教的懒虫和妈妈怀里的宝贝。一生中他真正自己走的路只有几步而已，其中之一是在1913年登上了去纽约的轮船，尽管这一步改变了他的一生。 

　　瓦伦蒂诺在圣诞节前不久抵达布鲁克林时，能为自己做的只有两件事――跳舞的天份（当时全美风靡跳舞）和对穷奢极侈的热爱。第一件事使他迅速走红，从一名带着寂寞女子在舞池中转圈的名声不好的舞男，成为一个有名的舞蹈演员。瓦伦蒂诺被人称为“鲁道夫先生”，和索菲·塔客出现在同一张海报上，他还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表演。 

　　第二件事给了他在意大利时所没有的动力，这是他那短短一生的特征。瓦伦蒂诺有钱时挥霍无度，没有钱时也照样奢侈浪费。在成为影星之前，他旅行时坐头等舱，开借来的劳斯莱斯，并牵着两只俄国猎犬出去散步。一旦成名，他就更是肆无忌惮。雷德尔使我们知道了他的貂皮大衣、皮毛镶边浴衣、镀金安全剃刀和金的开瓶器。 

　　对瓦伦蒂诺来说，从舞台跳上银幕是比较容易的。他一开始先饰演小配角，然后是恶棍和下层人。当米特罗电影公司编剧部主任琼·马西斯发现了瓦伦蒂诺，并从瓦伦蒂诺眼里看到了非同一般的特质时，他的大运来了。他出演了《启示录四骑士》的主角，当他又演了四部影片后，人们开始叫他“酋长”。 

　　在瓦伦蒂诺崭露头角以前，领导潮流的男影星们都是方下巴、粗犷挺直的形象，例如道戈拉斯·费尔班克斯，雷德尔说，这些影星们“能从飞机上跳下来，却不会演一场浪漫爱情戏”。D·W·格里菲思曾拒绝让瓦伦蒂诺扮演一个角色，说：“他太有异国情调了，女孩子们不会喜欢他。”但“异国情调”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抑郁和危险的瓦伦蒂诺不会让人有一丝熟悉和惬意的感觉。如同一本电影杂志所说的：“他看上去不象你丈夫，他与你兄弟也一点不一样，他不是你妈妈认为你应当嫁的那种人。”当D·H·劳伦斯称“所谓的鲁道夫·瓦伦蒂诺的美……只是因为符合一些既有的英俊概念，才使人感到快乐”时，他完全搞错了。瓦伦蒂诺颠覆了所有的老套子。仅就他化妆的粉底颜色，就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而且很可能会有这样的论文）。那时候正是三K党猖獗的时代，瓦伦蒂诺和他的化妆师必须小心地保持平衡：他的皮肤要黑得足以表现出阿拉伯或拉丁的异国情调，但不能黑得让影迷们联想到黑人。在《酋长》一片中，瓦伦蒂诺是以白人面目出现的，但他的手是棕色的，因此当他触摸女主角的脸庞时，对比显得非常强烈。瓦伦蒂诺总是小心地不要被太阳晒着，因为他已经晒得足够黑了，他说：“我就象一个黑人。” 

　　如果说女人们为瓦伦蒂诺而发狂，男人们却感觉受到威胁。“我恨瓦伦蒂诺！所有的男人都恨瓦伦蒂诺”，一个专栏作家写道，“我恨他经典的鼻子；我恨他罗马式的脸庞；我恨他的微笑；我恨他黑皮革式的头发”，等等等等。不可避免地，人们要问到他的性取向，他派头十足，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却并不能说明问题。更不用提他钟爱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或者他当众哭泣，或者看上去他周围总有个受庞的男伴等事了。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雷德尔竭尽全力审查证据，问题是那些证据都不在了。她指责一名传记作者过于轻率地作出结论说瓦伦蒂诺是同性恋，但她也小心地避免正面做出（否定）结论。 

　　对他同女人的关系问题，用“复杂”这个词来形容可能太简单了。瓦伦蒂诺结过两次婚，他第一个妻子已被证明是个女同性恋者。毫不令人奇怪，那次结合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场灾难，尽管说这个婚姻有过开始不是太准确，因为这对夫妇看来从来没有圆房。他第二个妻子是个意志坚强、盛气凌人的职业妇女，她在电影和商业事务上给瓦伦蒂诺提供帮助，但当瓦伦蒂诺表示想要一个传统的家庭时，她甩了他（不用说，也一直有她性取向的谣言）。瓦伦蒂诺死时，他的伴侣是容易发火的电影女演员宝拉·娜格莉。娜格莉的演艺生涯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而开始走下坡路，她的余生是陪着一个叫做马格丽特·韦斯特富有的德克萨斯人度过的。看来没有其他女人很大地闯入了瓦伦蒂诺的生活。很难得到什么信息，但雷德尔为我们描绘的画像是一个在性方面并不特别活跃的男子。与他关系密切的女人称他的行为举止象一个大哥，或者更多的时候象一个小弟弟。一名演员回忆说“他所想的一切不过是意大利食品”。 

　　1926年，在他主演的第14部电影《酋长之子》公映后一个月，瓦伦蒂诺的病情变得非常严重并被送进医院。他再也没有从医院出来，他的阑尾炎和胃穿孔恶化成腹膜炎和肺炎。瓦伦蒂诺死于8月23日，时年31岁。他的死引发了一场混乱――殡仪馆里人山人海，至少有两个女人为之自杀――这些事为他的神话又增添了新材料。 

　　雷德尔打破了神话，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带有孩子气缺陷，同时也是常人弱点的瓦伦蒂诺。不可否认，他是个意志薄弱、不负责任的人。你永远也不能和他同乘一辆车，他会把车撞到最近的防护墙上。你永远不能借给他钱，他会急急忙忙买来一个金开瓶器。但瓦伦蒂诺却是真诚地想拍出好电影的，不是把拍电影当作利用他的名气赚钱的娱乐生产线，他也明白人们追逐的他比实际的他大多了。“所有的东西者是假的，人造的”，他说，“你不能一直保持这样子”。马尔切洛·马斯特罗亚尼了解一些被树成拉丁情人的实情，他曾说到瓦伦蒂诺的困境：“如果人们对你说，你是个伟大的情人，那么你背着这么一个大包袱，还怎么去爱呢？” 

　　后来，瓦伦蒂诺日益公开他的失落和苦恼。在他死前不到一个星期，他与H·L·孟肯（一名可以信赖的观察家，不会被虚伪和自怜所欺骗）共进晚餐，本文将以孟肯的话作结尾。孟肯形容瓦伦蒂诺直率但杂乱无章，孩子般让人失去戒心但心藏恐惧。孟肯被这个青年演员所感动了（他从来没看过瓦伦蒂诺的电影），他写道：“他的话简单，但是不知怎的非常动人。我依然能看到那出哑剧，但是，时不时，有东西短暂而暗淡地一闪而过。那东西我断定就是得到更好名声的愿望，想成为一般所称的‘绅士’”。 

　　巴里·吉文（Barry Gewen）是《纽约时报书评》的编辑。